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，减少流动性作为一种将健康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有效方案，得到了全球的普遍采纳。减少流动性这样的政策会受到人们社会偏好的影响吗？管理者如何优化设计相关政策？2022年6月发表于管理学顶级期刊《Management Science》中的一篇文章《Health Externalities and Policy: The Role of Social Preferences》研究了这些问题。

本期的《深读》专栏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张佳玲带来对论文《健康外部性与政策：社会偏好的作用》的深度解析。

什么是健康外部性与社会偏好？

文章作者尝试从“社会偏好”这一特征定义“自愿采取降低流动性”的个体的动机——即健康外部性的内化，为这种现象提供一种潜在的解释。

健康外部性（health externalities）指的是在公共卫生这一场景下，一个主体在自己的活动中，对旁观者的福利，特别是身体健康，产生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。在研究与实践中一般更关心外部性。比如，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，个人的流动性对他人的健康存在外部性，即因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，导致他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病毒传染，从而影响他人身体健康状况。

外部性的内化是一种降低负外部性造成的整体成本的机制，它指的是“通过一些措施，将行为的负外部性成本从外部转移到内部”。在应对大流行的过程中，降低流动性是一种标准的外部性内化措施——将对他人身体健康的负向影响，通过降低流动性，将成本转移到自己身上，从而避免引发大范围传播造成的高感染率、死亡率。

降低流动性存在两种潜在的前因，下面概括为：

（1）宏观层的管控，即“政府的封控政策导致某区域整体流动性降低”，包括一系列“缓解政策和其他政府干预措施”（mitigation policies and oth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）；

（2）个体层的意识，即“即使没有政府相关政策，个体处于某种潜在动机也会自觉降低自身流动性”。

图片来源：©千库网

知名经济学家Samuel Bowles认为，社会偏好（social preferences）是“一类促使人们帮助他人，而不是使个人的物质回报最大化的亲社会动机”，包括了利他主义、互惠、帮助他人的内在乐趣、不公平厌恶、道德等等。具有这类亲社会动机的人群很有可能自觉降低流动性。

文章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：

研究问题1：什么类型的人会因为可能对他人造成影响而减少他们的流动性？这种差异是否与个体的社会偏好相关？

研究问题2：个体的社会偏好与政府制定的缓解政策之间如何相互作用，从而影响最终的外部性内化决策（即流动性决策）？

不同的社会偏好对公共卫生事件政策会产生哪些不同影响？

这篇文章组合了区域层的流动性的测量数据、封控与解封时间数据和区域社会偏好调查数据。

●  Apple Mobility提供的全球258个城市的每日流动性数据，基于GPS跟踪技术，覆盖了步行、驾驶和运输三种流动性行为，时间范围包括2020年1月至9月内的COVID-19第一波冲击。

●  封控与解封数据来源自各国政府官方网站与维基百科，使用OxCGRT数据库进行补充。

●  社会偏好数据则源自于Falk等（2018）的全球偏好调查（Global Preferences Survey），通过一系列实验评估了区域内人群的若干项社会偏好：第一，基于对捐赠决定的质疑，和对人们愿意为慈善事业捐款的自我评估，度量了“利他主义（altruism）”；第二，基于对等待意愿的自我评估，和关于跨期选择顺序的实验性问题，度量了“耐心（patience）”；第三，基于报复和惩罚对自己和他人不公平行为的意愿，度量了“消极互惠（negative reciprocity）”。

作者将流动性的时序动态折线图与封控解封时间结合，发现：在“低消极互惠水平、更大利他主义、更耐心”的地区，“封锁对流动性的削弱效应”与“解封对流动性的提升效应”都被减弱。作者认为，背后存在的潜在解释是，具有不同社会偏好的不同地区的人群，健康外部性的内化存在不同的表现，因此对于相同的封控与解封政策，存在不同的反应。其中，不同的社会偏好展现出不同的机制：

（1） 利他主义：能够捕捉到对他人的关心，从而自愿降低流动性维护他人利益；

（2） 耐心：展现出对一种长期主义，因此对未来的健康风险具有较低的贴现率，通过内化未来的外部性来维护自己未来的利益；

（3）消极互惠性：本质上是对不公平行为的报复倾向，当“别人也不在乎内化健康外部性”时，他具有消极互惠性特质的人群也选择不约束自身流动性。

图片来源：参考文献

如何设计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策能达到更优效果？

本文通过构造“城市-时间”的面板数据，对比具有同样封控政策的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，探究地区的“社会偏好”（利他主义、强耐心、弱消极互惠）如何影响政府封控与解封政策的效应，是否展示出：

（1）封控对移动性带来的降低被削弱，这类地区在政府做出反应之前减少流动性；

（2）解封对流动性带来的提升被削弱，这类地区在政府解封后依然维持长期的低流动性。

论文模型如下：

图片来源：参考文献

此外，文中还对模型的异质性、内生性提出一系列检验与解释。结果均验证了前文的观点，即在“低消极互惠水平、更大利他主义、更耐心”的地区，封锁对流动性的削弱效应被减弱，效应提前到来而不是被挤出；解封对流动性的提升效应也被减弱，效应具有长期作用。

这篇论文验证了一项观点，即：“卫生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偏好”，如果个人表现出强烈社会偏好，更关心他人福利、更具有长期主义、更不愿意对不公平性产生报复，他们倾向于能够更好地实现健康外部性的内化，从而有益于全社会整体健康福利。这也在暗示政策设计者与执行者，或许封锁等直接限制只是辅助作用，为某些行为提供经济激励与社会价值激励，或许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。

原文： Laura Alfaro, Ester Faia, Nora Lamersdorf & Farzad Saidi. (2022). Health Externalities and Policy: The Role of Social Preferences. Management Science 68(9): 6751–61.

张佳玲简介：

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，现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2021级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读博士生，研究方向是数字化平台管理，数字社会治理与复杂网络分析。

编辑：王红岩

审核：童   昱   郭   莹